张法：从“百家讲学”到“百家说书”

作者：国学资料室文章来源：海空神佛网点击数：1843 更新时间：2008-7-15

《百家讲坛》入选为2006年当代中国十大新闻事件之一，由民意选出来的十大事件，代表了这一事件在全国广大观众中的重要位置，处于这一重要位置的《百家讲坛》是以一种学术面貌出现的，从我对《百家讲坛》断断续续听来的感觉来说，知识性的学术是《百家讲坛》的假面，文学性的说书才是《百家讲坛》的真相，但只有感觉是不能作为立论根据的，因此，我又看了一些材料，有了一点想法和感受。

开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回首当时，当《百家讲坛》于2001年7月9日开坛，由学术界世界级的大家杨振宁、丁肇中带头讲，首都的名校名师一一登台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

　　且看开坛第一月，2001年7月这一月的讲演目录（见图表）：

　　播出时间    讲演内容    演讲人

　　7月9日美与物理学杨振宁

　　7月10日实验物理与物理学前沿丁肇中

　　7月11日唐宋咏春诗赏析程郁缀

　　7月12日泰山美学杨辛

　　7月13日中国南北差异胡兆量

　　7月16日 20世纪理论物理学的主旋律杨振宁

　　7月17日科学与艺术的对话李政道吴冠中

　　7月18日三曹父子与建安诗风钱志熙

　　7月19日孝的艰难与动人张祥龙

　　7月20日古代希腊人的诗性生活——英雄主义朱孝远

　　7月23日人类基因组计划陈竺

　　7月24日书法与中国哲学（上）张辛

　　7月25日书法与中国哲学（下）张辛

　　7月26日不朽的威尔第刘诗嵘

　　7月27日女性的道德发展肖巍

　　7月30日数学科学的几种新的发展方向林家翘

　　7月31日儒学与人生钱逊

　　这一阵，真是如《百家讲坛》开坛时的宗旨所讲的，是要办一个“开放大学”，架一座让“专家通向大众的桥梁”，定位在“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力图“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讲演内容，从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到儒学、历史学、伦理学、女性问题到文学、书法、绘画、泰山美学，完完全全是一种“把大学课堂搬到电视上来”的讲学。

　　不妨由此来猜说一下《百家讲坛》的开坛心路，是要拿出一坛坛学术美酒，让没有喝过的大众饱尝。这样，《百家讲坛》既可以给大众以知识的享受，从而达到一种以文化“化大众”的目的，在大众得到文化享受的同时，央视也从中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如果把文化效益比作“鱼”，把商业效益比作“熊掌”，那么，《百家讲坛》的开坛初衷，可以用《孟子》里的一句话来表达：“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转折：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百家讲坛》把大学课堂直接搬到电视上去，以纯学术的面貌和风格去面对电视观众的做法，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是失败的，言归正传，百家讲坛高调开讲，效果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虽然各方名校各路专家，从2001年开坛的年中讲到年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半年下来，“收视率几乎等于零”。本来这样的节目属于公益节目，但对于一个媒体来说，收视率是硬道理！如何真正地让大学知识进入大众，让大众享受大学知识，本来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然而，央视在中国全面改革背景下实行的新政，彻底地改变了《百家讲坛》的面貌。2002年，央视开始实施所谓“末位淘汰制”，其中收视率占很大比重。媒体自身的运作原则要求所有栏目首先向获得熊掌的目标前进，在这阵收视率的强风中，《读书时间》在两上两下之后黯然关闭，而《百家讲坛》却在这一时代的铁律中改弦易辙：“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正是在央视开始“末位淘汰”新政的这两年，2003年，北京小说家刘心武登上了《百家讲坛》，讲起了“新解《红楼梦》”，一下使收视率大升。平心而论，刘心武的过人之处和精彩之点，不在他对《红楼梦》的似新解而实旧解的学术性解释，而在于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对《红楼梦》解释的讲述方式，他把自己的解释过程，设计成为一种侦察小说一般的故事，把一个一个的悬念放在那里，勾引观众禁不住一定要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听得欲罢不能。一句话，刘心武把一个学术性的知识讲课变成了一场文学性的电视说书。这才是刘心武成功的关键所在。

　　刘心武之所以能够火起来，在于四点：一、他自己作为文学家的说书才能；二、他对讲演内容的小说式解释方式；三、他讲解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四、他是以一种学术的名义在讲。前面两点对刘心武的成功非常重要，也是刘心武与以前《百家讲坛》讲课的学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一种能抓住观众注意的方式是让人听的前提条件，但后面两点对刘心武的成功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他讲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很多人都读过书，看过电视剧，至少都知道这本书的伟大，当有人来讲这本书的真谛，说明我们以前虽然看了，而且以为懂了。其实却并不真懂，这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如果刘心武讲一部大家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的二三流作品，收视率会是这样吗？同样重要的是刘心武是站在中国最权威的中央电视台以学术为招牌的《百家讲坛》上，以学术的名义讲的。当大众听到津津有味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一种文学性的审美享受，而且以为得到了一种学术的知识，当一个普通百姓在听完刘心武的讲解之后，发现自己也能听得懂学术讲座，其内心的愉快，是远远胜于从一个纯粹的好的说书中得到的愉快，他沉浸在自己觉得很高雅的幻觉之中。而这一幻觉是学术性的《百家讲坛》才能带给他，在《曲艺杂谈》之类的栏目中的说书是绝对不能让他产生这一幻觉的。

　　当刘心武把学术讲课变成文学说书的时候，完成了《百家讲坛》“舍鱼而取熊掌”的决定性转折。刘心武的转折立即遭到红学界的激烈批评，说“歪门邪说”者有之，说“误导观众”者有之，然而，平心而论，这是一个误会，红学界是用纯正的学术的标准而不是从说书的标准去看刘心武，而刘心武本是从说书的方式而不是从学术的方式出现在《百家讲坛》上的，对此，《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的话说到点子上了。他哈哈大笑地告诉记者：“《百家讲坛》并不是一个学术栏目，因此不承担学术上的正确性，‘只要这些名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说自圆其说，且能说得生动有趣，就是我们需要的’。”

辉煌：取熊掌而成品牌矣

　　2004年的阎崇年以《清十二帝疑案》将这一转型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名称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说书题目。用央视总编室研究处处长王甫的话说：《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就是它把悬念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疑字带来了关注度。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虽然完全依照史实，但他是用史实来说一个个侦探故事的。刘心武获得成功的四点，也是阎崇年取得成功的四点：第一，他用学术的名义说书；第二，他把历史安排成了文学的结构；第三，清官戏是近十多年来影视小说中的热点，大众已经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心理上具备了想知道“究竟是如何”的基础，正是这一文化氛围预备了讲清官戏的火热基础，虽然阎崇年在第四点即说书才能上不如刘心武突出，但还不算差，在前面所说的三大优势的簇拥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把《百家讲坛》的收视率推向了又一个高峰。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以纸质方式出版后，发行了35万册，如果你了解到当下不少学者要自己花钱出书，你就知道了阎崇年如今有多火。

　　如果说，刘心武、阎崇年以“探事件之秘”的说书形式为《百家讲坛》打开了一片天地，那么，易中天以探人物之秘的说书形式、于丹以探心灵之秘的说书形式，把《百家讲坛》推向了辉煌。在一个转型和变化的社会上，万象杂呈，千人浮现，事各异貌、人各异心，究竟应该怎样看各种各样的事、人、心，一直是悬在大众心中的一个一直希望解决而又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易中天《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所仰仗的还是刘心武的四点，但内容上更平淡而又更高超：第一，有高超的不低于刘心武的说书才能而且比刘心武更幽默；这种幽默恰好适合于他要讲的对象：对人物的分析。第二，把侦探对象从事提升到人，相对来说，事容易搞清楚，人不易弄明白；事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人却进入到周围世界的核心；人生在世，更多的不是与事打交道，而是与人打交道，在选题上，易中天高过了刘心武与阎崇年。第三，集中在古代的经典上，易中天选的是《史记》、《三国志》、《三国演义》，这比《红楼梦》与清代宫廷疑案都更接近中国文化的核心。第四，以学术真理的名义。好像他是在探寻汉代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原来是怎样的，而不是在讲汉代和三国人物在他看来是怎样的，也不是汉代和三国人物被他这样看了之后对观众是怎样的。当然，易中天虽然是在讲历史人物，但却是用今天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历史人物，说出了对历史人物的新理解，因此，与其说他是在讲汉代人物，讲三国人物，不如说是在讲由自己丰富复杂的生活经验而来的对中国人物的理解，对中国式的智慧的理解。这种理解与大众的体会有更多的共鸣，从而能引起观众的激赏，而这种历史理解是通过一种说书的方式讲出来；更能令观众愉快。特别是当易中天在说书逻辑的推动下进一步通俗解说的时候（如为批评者所诟病的，说诸葛亮选刘备当老板是选了一个绩优股），更突显了说书的特点。其实，对于说书来说，只要讲得有趣讲得精彩，人物的分析有道理有智慧，就成功了，至于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易中天对不对，当然是大可讨论的，但是对《百家讲坛》业已转向的“舍鱼而取熊掌”来说，在易中天与大众心态的对接上，真的成功了。易中天的《品三国》发行了55万。

　　于丹能把《百家讲坛》带上一个更高的收视层次，在于她对刘心武的四点中每一点都在易中天的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改变与提升。第一，她有不低于刘心武和易中天的高超的说书才能，而且有她自己独特的说书风格和说书特色。第二，她把侦探的对象从人进入到心，如果说，易中天让观众知道了中国文化有着怎样的人物类型，这些人物类型决定了中国式的故事怎样展开，那么，于丹则是让观众知道了中国文化有怎样一种哲学智慧，让一个人知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交友之道……让人在世界的成功与失败中，困境与休闲中……知道应该有怎样一种心态。知道有什么样的人，是认识世界的一部分，知道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是认识自己的一部分，比较而言，认识自己更能引起大众的兴趣。可以说在对象的选定上，于丹高出了易中天。第三，选了中国文化最高的经典，《论语》和《庄子》，一下子就占据了思想的关注高度和广度。只要你站在最强势的媒体最权威的讲坛上讲孔子和庄子，不管你讲得对不对，好不好，你都会得到最大的回应和互动。第四，是以学术真理的名义讲，这是可以得到最大关注度的主要原因。于丹所依靠的四点，既使她达到了《百家讲坛》荣誉的顶峰，《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都发行了100万册；又使《百家讲坛》的非学术的说书性质得到顶峰性的突出：一个并不是学古代经典、研古代经典、教古代经典的人来央视的《百家讲坛》对大众讲古代经典，不可能有一种还原性的体会，而只能有对经典丰富内容之中的某一方面含义的体会，而这一方面的体会，又是从自己在生活和阅读中早已感受、思考、总结出来的。《论语》和《庄子》无非是用来印证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内心思考的一个方面。因此她讲《论语》和《庄子》总是将之提升和归纳为适用现代的心灵格言，然后用《论语》、《庄子》来注释这些心灵格言，在注释的过程中，不断地讲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强化这些格言。要承认，于丹的心灵体悟，来自于她那一颗具有性灵和智慧的心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所作的思考，而这思考的结晶，对于她，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她的心灵收获，对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正在思考着的当代中国人们，有一定的提醒、帮助、鼓励作用，但于丹的这一心灵收获对于《论语》、《庄子》本身的内容是极为不对称的，因此，所谓的“于丹心得”，无非是关于《论语》、《庄子》的我说、戏说、小说。所谓“我说”，是指她对《论语》、《庄子》的历史本来内容基本上不知；所谓“戏说”，是指她把《论语》、《庄子》的内容等同于或交融于自己读来、听来、看来的古今中外故事中的智慧；所谓“小说”，是指她把本来内容博大的《论语》、《庄子》讲成自己的心灵收获那一比起《论语》、《庄子》来极其狭小的心灵状态。于丹的人生体悟和心灵收获，如果以自己的形式讲出来，我会觉得很不错。

　　《百家讲坛》的变性本可以看成一种独特的说书新品牌，但它却保持着学术的老标志，正是这已变的内容和不变的招牌，成为一个最大的误导！不但误导着观众，也误导了听书的学者，让学界的人不自觉地用学术的眼光去打量，弄得在有关《百家讲坛》引发的争辩中，人们往往也被套在学术的语境中去观察，去议论。

　　说到这里，就必须要讲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说书。

　　学术的核心是对自己所讲的每一点都要证明出来，学术有一个由一点一点的证明所集积起来的学统，当你掌握了这一学统之后，你说一个东西的时候，知道哪些是已被证明的而成为惯例，不需再加以证明的，哪些还是处于争议之中；对于还未获得学术公认的东西，其讲解方式，必须一步一步地证明，就像几何求证一样。

　　说书就不同了，可以任意地想象、联系、比类，只要把自己的这一理解讲得精彩、讲得动人就行了。人们感兴趣的，是让人们觉得愉快，觉得心爽，而且还有点智慧与道理在其中。

　　如果说，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的说书景观，让不少人看来宛如一片美丽的学术绿草，那么，倘要真的用学术的眼光看去，得到的，犹如韩愈的诗境：草色遥看近却无。

　　我很欣赏刘心武、易中天、于丹在说书中彰显出来的智慧和情感的魅力，《百家讲坛》把讲学变成说书而大获成功，也说明了中国广大观众在骨子里、心理上、趣味中，真正喜欢的仍然是说书。说书中的讲史，已经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广大的群众在说书的日复一日的熏陶影响之下，已经把讲史中的史看成真正的历史。说书从宋代的勾栏瓦舍中产生出来，塑造了中国人的欣赏趣味，这一让《百家讲坛》的说书转型得以成功的文化心理基础，值得我们去深深地玩味。

　　（摘自《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6月版，定价：1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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