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以色列科学院院士塔德莫尔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３日，在耶路撒冷市一处幽静宜人、绿树成荫的与以色列总统卡察夫住宅一墙之隔的以色列科学院，我们采访了原居哈尔滨犹太人塔德莫尔院士。

在靠近爱因斯坦塑像广场的一间会议室里，在我说明来意之后，塔德莫尔院士说：“我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按中国传统，你们每年都要轮回属龙、蛇、牛、马等一种动物，但是我要说，今年的好运属于黑龙江省。好运就从你们送给我《犹太人在哈尔滨》开始，从你们送来哈尔滨新老犹太会堂模型开始，我的心里非常高兴。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对我们在中国生活、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人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的激励。因为你们编辑出版的画册、制作的模型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我首先想知道以色列科学院的概况。塔德莫尔说：“以色列科学院是１９５９年按欧洲模式成立的。只有两个部门：一是医学工程部，二是社会发展部。每个部门５个领导成员，７０岁退休。我们共有８３个院士，再过７小时，我们要去卡察夫总统那里去开会（因为卡察夫也是院士），增选院士，由现在的８３个增加到８５个。我们不设研究所，只有两个学部。其中社会科学部，研究社会关系和以色列社会，也为政府服务，提供决策咨询。

我问：以色列科学院的运行模式是否与中国相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如何结合？塔德莫尔答：以色列科学院不像中国科学院，模式不一样。中国像法国一样，分为自然、社会两个科学院。我觉得你们把研究机构相对独立的模式很好。我们的模式是把研究所放在大学里面，美国、瑞士也是如此。我们的目的就是为政府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我们的院士是最好的科学家，只有在学术界公认是了不起的人才能成为院士。

以色列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还有一个大的区别，我们很小，你们很大。我们常说一个笑话：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一个政府成员向毛泽东汇报说，以色列人口要超过我们，已经达到２００万。毛泽东说怎么会有２００万？他们住在什么宾馆（笑声）？现在我们有６００多万人口，经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举办各种国际展览，中国也来很多人参加。

我们以色列科学院每年出很多关于科学、考古等方面的书，也出版关于巴勒斯坦动植物的新书。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繁荣学术。

你们要拍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电视文献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因为中华民族、犹太民族都是非常伟大的民族，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寻根渊源也很重要。

我问：您离开哈尔滨已经有60多年了，您能把对哈尔滨最深刻的记忆告诉我吗？他答：我对哈尔滨有着非常美好的记忆。我１９２3年11月出生在哈尔滨市，１３岁时——１９３6年离开哈尔滨，我在哈尔滨度过了最美好的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哈尔滨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故乡。１９１６年我妈妈从乌克兰的顿巴斯来到哈尔滨，我爸爸从克里米亚来到哈尔滨。我爸爸的专业是制作皮制品的高级工人，他的中文说得非常流利，还会俄语、英语、德语，因为我母亲出生在德国，英文她在英国时学习过。我爸爸１９３４年５０多岁时在哈尔滨去世，我姐姐比我大十岁，很想回到以色列。我爸爸在去世之前曾去过以色列，参与谋划犹太人重建国家。我姐姐是20世纪５０年代初第一批７０多个从哈尔滨到以色列的人之一。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曾经为一家美国公司工作，同中国人有着许多联系，他的爱好是读故事书，长去的地方是南岗区的“马家沟”（哈尔滨的一条内河），与中国人有许多联系。我们家住在哈尔滨的道里区，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邻居是一个中国学校的负责人。我与他的儿子是朋友，当时我会中文。我在犹太中学学习过一年中文，主要是学习俄文，记得当时学会了５０多个汉字。“学生”两个字我还记得，后来忘记了不少。虽然现在我离开哈尔滨已近70年，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哈尔滨有一条漂亮的松花江，因为当时我很小，夏天常常到松花江去乘凉，松花江两岸有许多典雅的别墅和欧式建筑，是一个有许多国家、许多民族的美丽城市。在我的印象中，这座城市的中国人非常善良、纯朴，与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非常和睦，世界其他所有地方的人都无法相比。

因为从俄罗斯、高加索、格鲁吉亚移民来到哈尔滨的人，都没有受到任何歧视。我记得犹太老会堂与清真寺之间是我们家的房子，对面还有一个体育场。小时候我经常得病，我总是住在哈尔滨道里，没去过南岗的马家沟。我爸爸会多国语言，信犹太教，学习希伯来语。我爸爸派我到位于马街的犹太学校——塔木德经文学校学习。我记得那时的哈尔滨非常干净，没有人反对犹太教，只有中国人到犹太会堂看祈祷。而在俄罗斯则有人反对犹太教。

考夫曼补充说：塔德莫尔常常在以色列讲起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经历，以及他的家庭在哈尔滨的历史。他在以色列学习时很喜欢跑步，是100米短跑的冠军。它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也是伟大的科学家，是从哈尔滨来的人中最伟大的犹太人之一。

我说：我想知道您是怎样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

塔说：我所以能成为一个以色列科学院长，一个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一是我从哈尔滨回到以色列，首先得益于上了世界一流大学——希伯莱大学。二是我对以色列这个最古老的地方历史有深刻的兴趣，这里的古代文化比中国还早。从巴比伦到古代与犹太人都有关系。70年前德国教授就要来研究，50年以前我的专业题目是：“犹太人在古代圣经时代”。我对巴比伦历史很有兴趣。我从希伯莱大学毕业以后公派到美国芝加哥等多个国家大学继续研究。这样我留学回来以后建立了研究巴比伦历史与以色列关系的部。由于兴趣驱使，锲而不舍，我虽年龄很小，但研究水平高。以后研究部发展变成了研究中心，日本、法国、美国等许多国家来到这里学习这个专业。在世界上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塔德莫尔的经历启示我们：虽然塔德莫尔在哈尔滨生活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哈尔滨作为容留他们一家在背井离乡年代有的安身立命之所，对他的未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假如没有哈尔滨如此善待犹太人，就没有塔德莫尔日后在以色列的发展。塔德莫尔所以成为以色列伟大的科学家，还与他受到以色列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直接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塔德莫尔当年返回以色列也是一个战略抉择。没有从哈尔滨返回以色列的转折，塔德莫尔也难以成就今天的辉煌事业。塔德莫尔所以成为以色列伟大的科学家，与他选择了他所感兴趣的古代历史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地一以贯之也分不开。由此看来，人生经验的一个重要经验是需要选择，最重要、最关键的时刻往往只有几步。看来塔德莫尔每一步都选择对了，这是塔德莫尔一生值得庆幸的。

几位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的回忆

2003年12月23日下午，由考夫曼会长和耶路撒冷分会会长波多里斯基陪同，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里，采访了几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原居哈尔滨犹太人，请他们谈一谈对哈尔滨的回忆。

皮拉图·别利金斯基（记者）说：我生在海参崴，１９１２年搬到哈尔滨，1916年迁居天津，１９３２年又回到哈尔滨。1947年以后又迁居上海。我在哈尔滨生活过近20年，所以我说我是哈尔滨人，对哈尔滨记得很清楚。我们家住在道里石头道街，距离松花江不远。我的邻居都是犹太人，８年前我去过中国北京，回到了哈尔滨，也看到了我们家的住宅依然完好。我记得哈尔滨城市环境很好，那里有很好吃的东西，我在松花江上划过船；我记得在私人小学学习，在哈尔参加过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塔青年组织。只有一点非常可惜，我对中国历史、文化学习不够。回到以色列才感觉到对中国知道的太少，在以色列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文化。我的特拉维夫大学老师把中国历史文化教给我，把老子、孔子，唐诗等翻译给我。

当时我的爸爸在哈尔滨做买卖，妈妈做教师工作。１９４７年迁居到上海。可以说我在天津１６年远没有在哈尔滨２0年印象深刻。我回到以色列后首先是当兵，然后在很多报纸做记者工作，现在还在做业余的记者和翻译工作。我想说，你们要知道以色列有很多原居中国犹太人，以色列有许许多多你们的朋友。

考夫曼先生补充说：别利金斯基是一位很有才能的记者，他会三种外语，俄语、英语、希伯来语，翻译了许多书籍。以中友协每２个月出一期会刊，他都会发表一些介绍中国历史、介绍哈尔滨的文章。他还从事过许多年泥制雕塑。他在天津生活过10多年，在天津的犹太人也都是从哈尔滨去的犹太人，在上海的犹太人也多数是从哈尔滨迁居过去的。

莎拉•罗丝（以色列总统府摄影师）女士说：我在中国哈尔滨、天津、上海都住过，但首先是１９３２年在哈尔滨读书，1934年去天津，1936年到上海，１９３８年又回哈尔滨，每个地方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我爱我的邻居，爱我的中国朋友，中国是教我们做说真话的人。假如历史可以重演，我仍然愿意在哈尔滨生活。我爸爸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相处非常融洽，他工作在军马场，给军队供应军马，我因此常去“军马场”游戏。我爸爸外国朋友很多，中国朋友也很多。我们在中国生活工作非常理想，１９５３年在离开中国时我非常不忍离开。我记得那一天在我就要离开时，我的保姆告诉我你的戒指落在这里，她亲手交给了我。我离开中国５０年了，也忘不了中国。我到以色列后在总统家里作摄影师，记得我与中国大使照过像。我的好多品德都是来自中国，因此我要终身感谢中国。我有一个儿子１９３８年在哈尔滨出生，还有两个孙子。我经常对他们讲到中国、讲到哈尔滨，他们因此都喜欢中国，喜欢哈尔滨。

戈利娜说：我１９２５年在哈尔滨出生，１９４３年在哈尔滨结婚。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在哈尔滨出生的，现在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以色列。我１９４７年离开哈尔滨到上海，１９５０年移民到以色列。我的父母也是在哈尔滨出生，爷爷奶奶是１９０４年俄国革命时到的哈尔滨，我听说过爷爷当时是在中东铁路局做票务工作，奶奶做家务。父亲是木工，妈妈做家务。我是在哈尔滨中学毕业，我在哈尔滨第一次结婚１９４３年，丈夫是司机，两年后离婚。第二个丈夫是做买卖的，我们也是在哈尔滨结婚。我对哈尔滨印象，最喜欢中国大街，喜欢看雪景，夏天还喜欢常常到松花江去。

波多里斯基先生说：我是从中国移民回来的哈尔滨人。１９３９年在哈尔滨出生，１９５３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系学习，１９５８年毕业，当时那里的大学教授都是俄罗斯人。我的邻居都是中国人，我常常去看望他们。他们常请我吃饭，热情的程度使我觉得不吃不好意思。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过俄语，也学了1年英文，又会中文，所以说回到以色列基本没有语言障碍，不必再学习语言。我很顺利地择业作了建筑设计师。希伯来大学校园里面的一些建筑就是出自我的设计。

听罢以色列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的一番回忆家乡的话语，深感时间可以改变人们的容颜，也可以改变人生的道路，还可以改变人们生存的状态，但是唯独不能改变原居哈尔滨犹太人的哈尔滨情结。利用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情结，建立与哈尔滨犹太人和他们的后代的联系，发展哈尔滨与这些人的友谊与合作，进而扩展到与世界犹太人的友谊与合作，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